第九十三章 战争旁观者

随着战事向中国腹地曼延,我发觉自己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小了,而且日军绕开了空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。
日本人不管轻易向我出手,频频派密使与我磋商,就连山西都让给了我!而我对于日本人的缓兵之计看的十分清楚。
但是仅凭我的部队,即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也是无法挽回战局的,对日战争,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。
尤其近几个月来,由于我的机械化部队消耗巨大,而且还是老蒋的家底!
蒋介石越来越多的限制部队的行动,怕部队遭到重大损失!而我则利用这有利时机,扩充部队,加紧新装备的实验和装备工作,狠抓部队训练,力争提供战斗力。
而且,我经过收到一些将领们的巨额贿赂,我也为他们提供了新式半自动步枪和弹**,大到坦克、火炮,小到手枪地雷,只要给钱,我几乎什么都卖。
就连小股投靠日军的治安军来买我也是照卖不误,日本情报机关果然中了圈套,竟然派出情报人员冒充买家!被我们识破后,军需处长告诉日军特工:“我们的枪支要50000支以上才能起运,小量的不卖!”
当日本人带着20吨纯金来到兰州准备提货的时候,被宪兵部队捕获枪毙了!
这是二年之内日本人主动送来的第二笔巨额金条了!20吨金条的代价是我在报纸上和日本人打了整整2个月的口水仗。
但是战局越来越不顺利了,六月六日,蒋介石为了即将开始的武汉战役,把我任命为战区总监,负责协调各部。
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,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的心脏武汉三镇。
此时日本的全国上下,对于日军能够攻克武汉,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,日本人民连续几天几夜地狂欢,来祝贺皇军无敌与中国落败,因为他们误以为,日军在攻克武汉之后,中国即将向大和民族完全的屈服。
但是日本人错了,中国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,而向日本屈膝,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,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两千多公里的补给线,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。
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,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。
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,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,熔成钢铁的意志,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。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。
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,已经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,就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,中国抗日作战的意志极强,中国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,但是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,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,根本就失去了作用。
在这种情形之下,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:一则以极大的决心,与中国进行谈和,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,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。
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,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,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、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,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。
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,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,其政府既没有谋取“和平解决”中国问题的决心,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、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。
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,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,在军部与政府之间,产生了极大的摩擦,最后日本国内,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。
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,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,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。
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,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,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。
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,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,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、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。
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,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(大正日皇时代,日本的裁军政策,就是出自宇垣),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,包括蒋介石、张群等人在内,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,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,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。
宇垣认为,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,向日本屈服,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,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。
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,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。因此他就职之后,立刻透过外交的渠道,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,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。
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,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,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。
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,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,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,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,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。
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利,事实上,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,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,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,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,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。
因为历史记载,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,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!板垣刚由师团长,高升陆相 -->>